Ø  特稿

习近平互联网法治思想研究

周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习近平针对网络时代突出问题，高度重视互联网法治建设，强调在认识和把握互联网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动各项工作创新，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维护网络安全和国家根本利益。习近平互联网法治思想既突出互联网法治建设的重点和主要任务，又强调互联网法治建设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互联网法治建设关键有两点，一是要求全面规划，重点推进，二是要求互联网法治建设实现全覆盖，各方都要遵守法律。

 

司法改革背景下逮捕的若干问题研究

孙谦：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国家二级大检察官。

【摘要】逮捕，是由法律指定的执法机构，依照正当的法律程序，针对可能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有时限羁押、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逮捕源自宪法，主要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其根本宗旨是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和保障人权，它直接关乎公民的基本自由，直接关乎刑事诉讼法治，直接关乎社会秩序与和谐稳定。犯罪态势、刑事政策、司法体制、执法素质等因素均影响着逮捕制度的实施。在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多维度审视和系统研究逮捕及相关问题很有必要。

 

Ø  本期聚焦：民法分则立法研究

民法分则侵权责任编立法研究

张新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本刊总编辑。

【摘要】民法分则侵权责任编的制定，应当在《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对于《民法总则》规定的新原则与新的一般性规则予以细化，对于原先不合理的一些规定予以修改，对于实践中的新问题予以规定。应当结合侵权责任方式规定不同的归责事由。修改共同危险行为与无意思联络的分别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规则。构建更为系统的损害赔偿体系，尤其是完善精神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增加规定受害人同意与自愿承担风险、自助行为以及法律授权行为作为抗辩事由。完善各项具体侵权责任制度，构建更为公平合理的侵权责任制度体系。

 

民法分则婚姻家庭编立法研究

夏吟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在民法典中，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最具伦理属性、民族特性和人文主义精神，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密切相关。从“单行法”到“法典法”，婚姻家庭编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保持其相对独立的身份法特点。制定婚姻家庭编既是编纂民法典的需要，也是回应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以及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需要。婚姻家庭编立法应当考虑我国的立法传统、基本原则在婚姻家庭编中的作用以及当代国际婚姻家庭立法的发展趋势，重构婚姻家庭编的基本原则；应当考虑非婚同居关系在社会中逐渐被公众接受并成为一种生活模式的现实，对非婚同居关系作出原则性规定，以保护当事人特别是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利；应当认真对待我国离婚率不断上升、轻率离婚屡见不鲜、离婚救济制度适用受限的问题，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为防止轻率离婚，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作出理性的制度安排。

 

Ø  学术专论

地方法治竞争范式及其制度约束

周尚君：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高成本制度体系不利于地方政府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胜出，传统压力型发展模式和激励机制已出现明显“负效应”。要让地方在推行法治、提供善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尊重和有益于地方可持续发展、促进制度正向激励，并大力创新具备实践解释力的地方竞争范式和分析框架。只有逐步将压力型治理结构转变为规则型治理结构，形成统一的司法权治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条条块块”权力制约规范有力，地方发展模式尤其是竞争模式才能逐步实现良性运转。作为地方，被动或者主动的制度调适将成为本轮改革的“竞优”选择，法治需求将在“诱致型”和“倒逼型”社会变迁进程中更加凸显。

 

论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及其对民法的影响

王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由于人与人格、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人的尊严与一般人格权存在不同，我国《宪法》第38条所规定的“人格尊严”无法与德国基本法上的“人的尊严”进行简单的类比或者等同。我国《宪法》第38条所规定的“人格尊严”更倾向于一般人格权，将人格与尊严放在一起只是为了提高人格权的保护力度。民法上一般人格权是宪法上一般人格权“间接”适用于民法的产物，同时，民法典规定一般人格权成为民事立法者落实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结果。宪法上一般人格权和民法上一般人格权都旨在对未列举的人格权进行保护，其具体内容都需要通过司法实践来进行填补，但是这种填补必须依据宪法和民法上有关一般人格权的规定来进行，这是法官依法审判的应有之义。一般人格权内容的非法定并不排斥其依据的法定。

 

民法典制定中的国家与国库问题研究

袁治杰：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摘要】当前，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如何安排国家的位置，变成一个现实的问题。作为重要的民事活动参与者，国家在参与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国家参与民事活动，涉及的主要是财产法律关系，因此，国有财产的权利主体属于国家土地所有权、国有企业等概念的前置性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在德国法上，这个问题主要由国库理论来解答。在参与民事活动之时，国家以国库的面相出现：国家经由国库而受到私法的规制；但是，国家以国库的身份“遁入私法”并不使其获得自治权，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本质、国家受法律规制的必然性，不受到影响。国家与国库本质为一体，是一个统一的法人。只有确立了国家的法人地位，国家参与民事活动才有落脚之处，国家民事责任、司法管辖权以及国家经济活动的边界等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因此，我国民法典应当对国家和国库的法律地位加以规定。

 

论公共企业的法律属性

胡改蓉：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摘要】我国公共产品供给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的深层原因是公共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现行法律规则体系虽对“涉公共利益企业”进行了多种表述，但均有不足，应以“公共企业”概念予以统一。公共企业因所提供产品的“公共性”，在经营中具有明显的“公法性”特质，但同时作为市场主体，又具有追求效率的“私法性”品格，成为一种“特殊法人”。为防止公共企业在经营中将公法责任遁入私法，应从市场准入与退出、治理机制、交易行为、价格管制、信息披露以及公共利益救济等多方面进行特别规制，并通过构建《公共企业法》弥补当前公共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最终促进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论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限度

欧阳本祺：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网络时代我国刑法解释的理论与实践呈明显的扩张化趋势，这一趋势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为导向，不断地突破罪刑法定原则。划定刑法解释的内部限度应该在坚持“法条用语的可能含义”、“一般人的预测可能性”这两条一般标准的前提下，先根据网络犯罪的类型确定刑法解释的大致方向，再根据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等价性确定刑法解释的具体限度。划定刑法解释的外部限度应该立足于现实主义的网络治理模式，探索刑法与准则、市场、技术各自作用的边界：刑法不应该沦为保护网络准则的工具；刑法应该为P2P网贷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留有出路；通过技术代码能够保护的法益不应求助于刑法。

 

全球治理背景下国际税收秩序的挑战与变革

张泽平：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摘要】国际税收秩序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国际税收秩序正面临全球化和数字化经营模式所带来的技术挑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所带来的规则主导权挑战。G20和OECD主导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标志着传统的国际税收秩序迎来了自其形成近百年以来的首次重大变革，此次变革从应对数字经济挑战、加强各国所得税制协调、修订传统税收规则、提高税收信息透明度和完善税收争端解决机制等五个方面重塑国际税收秩序。我国须客观评估此轮国际税改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立足于我国当前兼具居住地国和来源地国双重身份这一税收地位，从国内法和税收协定两个层面完善我国的国际税收管理体系，同时积极参与和充分利用现有的双边和多边税务合作平台，发挥金砖国家税务合作机制和中国国际税收政策研究中心在国际税收秩序形成过程中的协调作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Ø  立法与司法研究

区分制理论解释共同过失犯罪之弊端及应然选择

刘明祥：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能否成立共同正犯，是中外刑法理论界颇有争议的问题。过失的共同正犯肯定说与否定说是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制体系的产物；肯定说不仅难以自圆其说，而且与区分制的体系相冲突，会动摇区分制的根基；否定说视共同过失犯罪为同时犯，不仅与同时犯和单独犯的理论不符，而且存在无视犯罪的共同性的明显缺陷。我国刑法采取单一正犯体系，不能用德、日的过失共同正犯肯定说或否定说来解释我国刑法中的共同过失犯罪。按单一正犯的解释论，不仅能克服过失共同正犯肯定说与否定说的弊病，而且能更好地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更合理地处理共同过失犯罪案件。对我国有关司法解释中“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的规定，按单一正犯理论不难做出合理的说明。

 

敌意收购的法律立场

傅穹：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争夺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敌意收购，既可以成为提升公司治理的手段，也可能演变为掠夺公司财富的工具。趋利避害的关键在于，立法者为收购各方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维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确保上市公司持续承担社会责任。我国上市公司收购监管规则，对敌意收购行为相对较为宽松，限制了反收购活动的展开。对敌意收购方权益披露违规行为的监管应趋严而非放松。我国公司法未来应考虑引入授权资本制与类别股份制度，公司治理由股东会中心主义转向董事会中心主义，从而为反收购活动的展开提供法律空间。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之中不妨提供反收购条款的示范清单，以降低缔约成本，解决司法判断反收购条款合法性的难题。

 

Ø  案例研究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问题与解决对策

罗丽：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新制度的建构，需要保证制度内部逻辑一贯，并处理好与已有制度间的衔接。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在制度内部关系上，需要完善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对象范围要件、解决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冲突问题、设置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前置条件等；在制度外部关系上，需要充分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功能，协调新旧制度之间的关系，并根据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人民检察院、社会组织等在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方面的职责顺序，确立相关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人民检察院、社会组织等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妥善处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与已有制度外部间的功能重叠问题。

 

Ø  争鸣

对民事二审中撤回起诉的再认识

王杏飞：西南政法大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法学博士。

【摘要】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能否撤回起诉，是民事诉讼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学理上有不同的观点，实务中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338条从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角度出发，允许原告在征得其他当事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撤回起诉。但同时规定原告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不予受理。遵循民事诉讼法理与有效解决纠纷的现实需要，应依据案件类型来分设不同的规则，即禁止原告对财产性质的案件再行起诉，对人身关系的案件，则允许原告再次起诉。无条件地允许原审被告另行起诉也不尽合理，应斟酌具体情况来决定。

 

构建我国行政审判“参照”惯例制度

柳砚涛: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我国应加紧将惯例引入行政审判依据体系，确立“参照”惯例制度。这一做法不仅有宪法、法律和司法解释依据，而且有利于保持行政与司法“依据”的应然一致性，便于将惯例纳入司法审查，拓展以“平等权之诉”为代表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参照惯例的条件是惯例合法有效。惯例的适用性审查不以原告申请为前提，“参照”的内涵为“裁判依据引用”而非“裁判理由引述”。当下行政诉讼制度设计中的“一并请求审查”、“向处理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审判依据体系、司法认知、涉外行政诉讼等条款中应融入惯例地位、功能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