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规模，提升层次，对外及台港澳法学交流达到新水平

　　2016年，我们认真落实中央相关要求，减少和压缩一般性的交流访问，突出抓好主题区域论坛，重点加强涉外法律工作，着力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对外法学交流工作达到了新的水平。全年共组织出访团组16批、143人次，接待了来自7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法律组织近千人次来访，举办了5个区域法律论坛，19次涉外法律研讨会，举办了8批218人次的域外法律人才培训班或研修班。

　　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法治保障深化区域法律合作，举办了中国—东盟法律论坛“促进可持续发展法治高层研讨会”“中国—东盟互联网金融法律变革与合作研讨会”“中日韩暨东北亚法律论坛”“中国—欧洲法律论坛”等;一些地方法学会和研究会也举办或参与了一系列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国际国内论坛。深化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派团访问印度和斯里兰卡，并参加第三届金砖国家法律论坛。深化对非洲法学法律界的交流合作，推进中非法律研究分中心、人才培训分基地、联合仲裁中心等的建设。加强域外法律人才培训和涉外法律服务相关工作，举办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洲、东盟和南亚地区的域外法律人才培训班，举办“国际投资经贸法律风险及对策”研讨会。继续与国家外专局合作，分别赴法国开展了“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赴美国开展了“司法权合理配置法律制度”专题研修班。

　　2016年，我们大力提升对外法学交流的水平和实效，注重外方人员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比如，我们在北京举办了“中英法治圆桌会议”，请孟建柱同志接见了英方主要代表，包括英国最高法院前院长、英国司法部驻上议院发言人、英国驻华大使、英中协会主席等重量级人物。这是目前为止中英两国在法治领域开展的最高层级的合作。特别是，英方对会议确定的“‘一带一路’与中英法治合作”主题高度关注并作出积极回应。英国作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西方大国，其法学法律界全面参与由我倡导并大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对于我在国际上正面宣传和扎实推进这一倡议具有重要意义。再如，我们在昆明举办了“中国—南亚法律论坛”。坚持问题导向设置论坛主题，论坛举办前组团访问印度和斯里兰卡，专门与两国立法、司法实务部门和驻外使领馆深入沟通，同时广泛听取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找出中国—南亚法律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确定论坛主题、议题和子议题，确保论坛成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邀请孟加拉国首席大法官、斯里兰卡司法部长、马尔代夫总检察长、尼泊尔总检察长、印度副总检察长、亚太法协主席等政要出席论坛，极大地提升了论坛层次和影响;论坛期间成立中国—南亚法律论坛法律服务专业委员会，为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企业提供专门法律服务，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论坛筹备工作得到云南省委政府、省公检法等部门、云南大学、云南省法学会以及我驻南亚各国使领馆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成果丰硕，务实高效，各方一致高度评价。

　　2016年，我们围绕“运用法治方式巩固和深化两岸和平发展”“运用法律手段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等原则要求，开展了反“法理台独”相关工作，为祖国和平统一提供坚强法律保障;不断加强和深化与台湾法学法律界的交往与联系，举办了“两岸和平发展法学论坛”“两岸法律风险管理研讨会”等，组织了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参访团赴台湾开展交流。2016年，我们围绕推动港澳法学法律界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等工作任务，举办了第八届“内地与港澳台法律研讨会”、首届“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法律解释学术座谈会”等;继续做好影响台港澳青年法学法律工作者的工作，举办了“两岸青年法律交流研修班”“香港与内地青年法律交流周”“澳门与内地青年法律交流周”等活动。

　　一年来，有关研究会和一些地方法学会也在积极开展对外、对港澳台法学交流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如：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举办了第九届中韩刑事司法学术研讨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举办了首届中印知识产权论坛，犯罪学研究会承办了第八届亚洲犯罪学论坛，卫生法学会举办了第一届中欧卫生法国际研讨会，航空法学研究会举办了2016年航空法学国际研讨会，仲裁法学研究会举办了“一带一路倡议对ADR及仲裁的影响”国际论坛，法律文书研究会举办了第二届法律文书国际论坛，等等;北京市法学会积极参与金砖国家法律合作，重庆市法学会承办了中国—东盟法律研修班，吉林省法学会承办了中日韩暨东北亚法律论坛，等等。